王耀武之所以能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可能跟他在济南解放前做的几项安排有关，再加上他抗战有功、改造积极富明配资，所以他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并没有人反对，而黄维则“特赦遇阻”。
王耀武是国共双方都承认的“聪明人”，他的抗战之功也是有目共睹，更为重要的是王耀武在解放战争时期只打了一个济南战役，而且根本就没打到最后就先溜掉了。
在功德林与过去的“部将”重逢，王耀武百感交集，却不愿意多聊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叶立三”在公开场合提起“如果王佐公指挥莱芜战役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把王耀武吓得连连摇手阻止，那也是符合史实的：如果这两次战役都是王耀武指挥，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王耀武可能也要跟黄维等人最后一批特赦了。
王耀武不愿意提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两次战役他没有指挥权，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没有直接指挥，罪过就轻一些，但那两支部队覆灭，也让王耀武在守济南的时候几乎只有杂牌军和民团可用，王耀武知道守不住，只好在开打之前就准备开溜。
王耀武在1959年顺利特赦，在双堆集使用过毒气弹的黄维上了第一批特赦名单，结果却没能出去。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承认：“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第二批特赦的沈醉居然说第一批特赦对王耀武来说不完全是好事：“他特赦后，一再希望妻子回来，结果出他意料，她竟和他的一个副官一口气跑到南美洲去欢度晚年而置他于不顾了。王得讯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可能还多活上十来年呢！”
沈醉的回忆录也有不尽不实之处，事实上王耀武是1968年去世的，而且也并没有在那十年里受到“冲击”，真正被打了两下的是康泽，这一点很多特赦人员都可以作证：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的《新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3年出版）、原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李以劻的《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六辑）都说除了康泽之外富明配资，任何人都没有被那帮年轻人打过。
文强特赦的时候，王耀武已经故去，但故去的原因，却绝非被夫人“气死”，而是跟新婚妻子过得很幸福，这一点李以劻写得很清楚：“吴伯伦女士系天津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佐民的多病之身，却又慕佐民乃是抗日英雄，两人便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乐晚年。在政协机关和国务院办公厅照顾下，除康泽一人因特别原因被冲击外，其余（包括佐民）住在和平里11区20楼的各位委员、专员均没有受到冲击。”
康泽被打几下并不奇怪，他曾经是与徐恩曾、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在担任“别动总队”总队长期间，还曾将被捕的红军剖腹挖心，“小将”们看到这段史料后义愤填膺，也是可以理解的。
打人当然不对，康泽该不该在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这个问题暂且可以不提，咱们要聊的是王耀武在功德林里的趣事——笔者看《特赦1959》，就像看纪录片，因为那里面很多人物的“台词”，在相关回忆录中都能找到原文，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蔡守元”就是桂系第三兵团中将司令、素有“罗盘将军”称号的张淦，“刘安国”就是当了十年军统特务、在军统时期就授衔中将的文强，王耀武的“小迷弟”叶立三，则是王耀武嫡系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
韩浚和文强转换阵营的原因都很复杂，所以他们在电视剧里都用了化名，但一看剧中人的“履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还是可以准确地对号入座。
说到韩浚和王耀武的关系，我们不能想起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按照“叶立三”的说法，如果让王耀武来指挥这两次战役，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王耀武在《莱芜蒋军被歼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也承认，他这个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是曾经努力想救出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和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的，奈何李仙洲坚决不听——李仙洲是黄埔一期的，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的，在讲究资历的蒋军内部，如果“副将”是一期的而主将是三期的，那么有时候就分不清大小王富明配资，而这也正是老蒋希望看到的局面。
王耀武回忆：“1947年2月19日，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该军的直属部队及十五师、一三九师进入莱芜城，19日我接到韩浚的报告说，莱芜西南地区发现有解放军部队（番号不明)并与我派出的搜索部队发生接触……我根据以上的情况，认为固守莱芜极为不利，守莱芜的部队与其在莱芜被歼灭，不如经吐丝口镇撤至明水及其以南地区。”
王耀武的准确判断救不了李仙洲和韩浚，因为他还要过陈诚和老蒋那一关，李仙洲听不听他的也是未知数。
为了能尽快撤回李仙洲和韩浚，王耀武派副参谋长罗幸理（很多史料都说罗幸理事参谋长，这说法对也不对，王耀武写的罗就是副参谋长，那是因为二绥区还有个参谋长兼济南城防司令屈伸，虽然没有到任，但职务并未被免，罗幸理是副参谋长行使参谋长职权，所以很多人，包括杜聿明在内，都把罗幸理当成了正参谋长）去南京做老蒋的工作，结果他的亲笔信被老蒋撇在一边。
罗幸理费尽口舌，才从老蒋那里拿到一封写给王耀武的亲笔信：“罗副参谋长带来的信已收阅，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作周密的部署，并派强有力的部队担任后尾及侧尾的掩护。”
战机稍纵即逝，生机也是不抓就会溜掉，老蒋的优柔寡断，让李仙洲和韩浚错失了第一时间逃跑的机会。
据王耀武回忆，此前真正把李仙洲和韩浚送上绝路的，也是那个“参谋总长”陈诚：“陈诚把捏造的战绩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就以为第三野战军以无力量与蒋军主力作战，他就与陈诚拟定了新的作战部署，陈诚电令我执行，我接到陈诚的电令后，认为陈诚夸大战绩，当时我不同意分散兵力进驻莱芜、新泰，曾建议仍以十二军以博山为依托，在明水、博山、莱芜之间地区活动，但蒋介石和陈诚都不同意我这一建议。”
李仙洲听老蒋的，也听陈诚的，王耀武这个“黄埔三期生”甚至不能直接给李仙洲下命令——当时李仙洲有权直接从老蒋和陈诚那里接受命令，王耀武急得直跳脚也无可奈何。
七十三军和七十四军（就是后来的整编七十四师）都是王耀武的嫡系部队，这两个军级单位（整编师其实就是军，而且经常军师之名还可以换来换去）被全歼，王耀武守济南就只剩下了一些杂牌军，王耀武在《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盘点了自己在济南的全部“家当”：当时第二绥靖区仍归徐州“剿总”指挥，所辖正规军只有整编七十三师十五旅和七十七旅、整编二师二一三旅、整编八十四师一五一旅、整编十九旅、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一二七团，再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县大队（老蒋那边居然也有县大队），总共才十一万多人，而且“正规军”大部分都是被解放军歼灭过，后来又重新建立起来的，战斗力连原先的四分之一都没有。
王耀武守济南，居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师级建制，指挥起来更是麻烦得要命，王耀武气得大骂：“ 地方保安团队多为地痞、流氓、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和一部分拉来的壮丁编成，装备差，待遇低，精神涣散，更不堪一击。”
张灵甫是王耀武从监狱里捞出来并一手栽培起来的整编师师长，但是张灵甫翅膀硬了之后，就不再把王耀武放在眼里了——别说王耀武，就是“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的话，张灵甫也是爱听不听。
张灵甫眼睛里只有老蒋，跟李天霞水火不容，在贪功冒进后，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89年第3期刊发了专访邱维达（重建的七十师师长、七十四军军长）的《张灵甫与孟良崮之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整编七十四师被围困在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蒋介石却错误地认为这个师是处在有利地形，左右援兵都较靠近，正是同华东野战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一面命令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解放军主力，一面调集重兵向七十四师靠拢，协同作战，实现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意图。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也飞到临沂督战，命令张灵甫的指挥所移到孟良崮山上，牵制解放军主力，居高临下，中心开花。”
看起来张灵甫上孟良崮，也不完全是自作主张，白崇禧希望把老蒋嫡系部队都断送掉是可以理解的，陈诚也极力把张灵甫赶入死地，那就是水平不高了，这就给读者诸君提出了值深思的问题：如果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的实际指挥者不是陈诚而是王耀武，张灵甫、李仙洲和韩浚能逃得掉吗？王耀武下令，张灵甫和李仙洲会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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