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已经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身体健康保宇配资。
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他表示，我国需尽快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健康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推动细颗粒物（PM2.5）标准限值进一步趋严。他认为，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治理需协同推进，企业应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技术上尽早布局，实现减污降碳与健康保护多赢。
尽早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21世纪》：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系统谋划“十五五”的关键之年。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PM2.5浓度下降和环境相关指标的完善。这对我国未来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和导向作用？2025年要聚焦哪些重点？
朱彤：我们一直在呼吁，中国应当尽快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上日程，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研究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已被纳入生态环境部2025年工作重点。2012年修订和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是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在PM2.5首次纳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后，我国实施了三阶段的国家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今年也是第三个阶段行动的收官之年。
自2013年“大气十条”实施以来，中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空气质量整体改善显著，重点区域也都实现了PM2.5等主要污染物浓度的大幅下降。根据生态环境部最新数据，2024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PM2.5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数量达到252个。
随着四分之三的城市已达标，甚至达标城市中有一半PM2.5年均浓度低于25微克/立方米，现行标准对于大部分已达标城市而言，不再具有强有力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方向引领作用。为了推动达标城市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呼吁尽早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各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长期目标和动力。
2024年1月，北京大学环境健康团队联合复旦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能源基金会等多家单位，通过空气—气候—健康集成研究计划与交流平台（ARCH），共同发布了《修订空气质量标准保护人群健康》研究报告，呼吁尽快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评估修订程序。
在过去十余年间，全球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的科学研究取得快速进展，科研界已经形成共识，即使在低浓度空气污染暴露下，仍然存在健康危害，特别是对于孕妇、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易感人群。因此，有必要加严标准，进一步保护人群健康。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深化，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升，将进一步增加全人群PM2.5暴露的相对健康风险，这一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可能会部分抵消空气质量改善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因此，实施更严格的标准，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势在必行。将新标准设置在什么水平，则是一个决策问题，需要全面的研究来提供科学支撑。
《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PM2.5年均指导值已降至5微克/立方米，你提出“以健康效益最大化修订标准”保宇配资，如何平衡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
朱彤：2021年，WHO更新发布《全球空气质量指南》（AQG），进一步加严了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等污染物的指导值，将PM2.5年均浓度指导值调至5微克/立方米。这个指导值在过去几年一直引发很多讨论，WHO的AQG修编团队基于大量、严格的科学研究和综合分析后所确定的指导值，属于环境健康研究的基准值。将基准值转化为一个国家有法律效力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需要基于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全面分析，最终形成管理决策。
在新AQG发布的时候，全球尚未有国家能够全面达到新AQG的PM2.5指导值要求，WHO汇总的全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也表明超过99%的人口都暴露在超出指导值的浓度水平中。但这并不影响这一指导值在全球发挥的政策风向标作用，近两年欧美都修订和通过了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把PM2.5空气质量标准向2021版新AQG指导值推进了一步。
我国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启动标准修订的研究工作，日前生态环境部在新闻发布会中回应了这个问题，表示不盲目跟风国际最严水平，但会稳中求进，推动新标准出台。更严格的空气质量目标，意味着达标成本会更高，但是从健康保护的角度来看，健康的边际收益也更大。根据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的相关研究，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效应在低浓度端更大，因此空气治理后期对应的健康改善幅度更大。我们团队评估了国家三个阶段行动计划的健康收益，结果表明如果第三个行动计划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顺利实现，预计健康改善的幅度将超过空气污染暴露改善的幅度。从成本效益对比分析的角度，全面实施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从经济性来说对全社会也是划算的。
当前，我国现行2012年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PM2.5浓度限值已到了亟需修订的关键时期。围绕我国PM2.5标准限值的科学设定，学术界与政策研究领域已展开了许多不同探讨。我相信，基于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较快实现将PM2.5年均浓度标准逐步收紧，以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健康提供充分保护，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蓝天幸福感”。
企业应及早布局绿色技术
《21世纪》：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是全球性话题，你一直提倡走“空气—气候—健康”的协同治理路线，要怎么做？
朱彤：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因均源于人为活动产生的排放，导致大气化学成分变化。化石燃料燃烧不仅释放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还排放大气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两者具有共同的人类活动根源。大量科学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具有显著影响。空气污染暴露通过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后产生直接健康危害，包括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经性疾病的患病风险，以及影响生殖健康。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高温热浪、干旱和野火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不仅影响空气质量，也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呼吁把人体健康保护作为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目标的根本原因。以健康风险规避和人群健康保护为目标制定相关的战略和规划，有助于统筹协调多污染物、多污染源、多种防治措施，特别是协同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气候变化应对的战略和措施，实现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以产生协同健康效益。以健康为目标和核心，有助于识别并实施基于健康保护效益的优先性领域和措施，重构和改进中国的空气污染防治以及气候变化协同应对战略，推动实现环境—健康—经济的多赢目标。
《21世纪》：在实际研究过程当中，有哪些绿色技术被运用到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中？
朱彤：在“以健康驱动的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实践中，绿色技术的推广发挥着关键作用。以电动汽车发展和农村散煤替代为例，展现了协同减污降碳并实现健康收益的典型路径。
电动汽车的推广为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和碳减排提供了有力支撑。传统燃油车是城市NOx和PM2.5排放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通过替代燃油汽车，电动汽车显著减少道路交通带来的空气污染，在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强度，有助于推动交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更重要的是，随着空气污染浓度的降低，居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明显下降，带来显著的公共健康收益。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减污、降碳与健康的多重协同效益，也体现出技术驱动与健康导向结合的治理优势。当然，电动汽车推广的协同效果依赖于电力系统的“脱碳”，绿色电力的供给是实现真正“绿色出行”的关键。
另外，在农村地区，过去冬季取暖长期依赖散煤燃烧，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和健康风险。通过推动“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工程，以天然气、电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替代散煤，有效减少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农村散煤替代不仅改善了冬季空气质量，也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健康水平。政府在该过程中发挥了关键引导作用，推动财政补贴、设备更新和运行机制优化，形成了政府引导、居民受益、社会参与的多方共赢局面。
《21世纪》：未来企业应该如何参与到“空气—气候—健康协同治理”的气候治理路线中来？
朱彤：在国家进行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会对社会中的各种行为方式制定目标、提出要求，其中就包括针对企业的排放管理要求，例如工业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未来，我们希望中国的更多行业，特别是工业行业，例如水泥、钢铁行业，推进清洁的末端治理技术应用，利用一系列先进的清洁能源的技术，在生产工艺上取得创新，促进企业二氧化碳及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
我认为，企业除了一方面需要响应国家制定的减污降碳目标，严格遵循国家的排放标准与要求外，另一方面需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趋势，企业应当及早进行布局，将行业的绿色技术作为发展未来，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坚实的支撑。事实上，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往往能在未来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同时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1世纪》：作为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你认为在国际层面，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朱彤：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针对空气污染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这些科研成果有力支撑了相关管理政策的出台以及减排措施的落地，使得空气污染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然而，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东南亚、非洲及拉美地区，仍面临着严重污染问题。这些国家迫切希望我国能够分享治理经验、绿色技术和产品，并提供相关能力建设，协助他们构建解决本地污染问题的科研技术与能力。
对于现今的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科学家的责任变得更加重要。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积累的经验和实践，已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借鉴，中国有能力在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这一重大国际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具体而言，中国科学家们可以在国际重要会议上分享经验，在国际多边研究平台中发挥影响力，提升我国的话语权。同时保宇配资，我们也可以联合全球科学家们形成科学共识，在气候、环境与健康领域达成广泛国际合作，主动发起一些重大国际行动和科学计划，以促使全球学者，不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在科技平台上推进全球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拓展我们的视野与活动范围，与全球共建能力、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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